二十种民族乐器及其每种乐器的四首代表作品
巴拉曼、波伯、细筚篥、小闷笛、苏尔奈、长唢呐、玄琴、伽倻琴、雅托噶、五弦琴、独弦琴、五弦琵琶、纳西琵琶、火不思、忽雷、考姆兹、苏古笃、扎木年、弹布尔、赛依吐尔、碧约牛腿琴、独它尔、喀什热瓦普、多朗热瓦普、刚洞、海螺、鹿笛、长号、筒钦、铓筒
古琴：流水、广陵散、潇湘水云、梅花三弄、平沙落雁、忆故人、醉渔唱晚 、渔樵问答
古筝：高山流水、渔舟唱晚 、战台风
琵琶：十面埋伏、春江花月夜、阳春白雪 、霸王卸甲、大浪淘沙
竹笛：姑苏行、牧笛
洞箫：箫多和古琴合奏，好像没什么代表曲目，如果实在要说的话，《佛上殿》不错
二胡：二泉映月、赛马、听松
扬琴：小霓裳（又名《霓裳曲》）
唢呐：百鸟朝凤
马头琴：万马奔腾
民乐合奏：春江花月夜、梅花三弄（就是古琴和琵琶的那两个）
中国有那些古曲
中华古韵，向有十大名曲一说。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《高山流水》、《广陵散》、《平沙落雁》、《梅花三弄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夕阳箫鼓》、《渔樵问答》、《胡笳十八拍》、《汉宫秋月》和《阳春白雪》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，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。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，以历史典故为旁衬，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。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，虽偶尔聆听古曲，却椟珠难辨，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。今日且以一篇拙贴，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，而不在于交流音乐，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。此处权作小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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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江月何年初照人――《夕阳箫鼓》
《夕阳箫鼓》是一首著名的琵琶传统大套文曲，明清早已流传。
夕阳箫鼓：乐谱最早见于鞠士林（１８２０年前）与吴畹卿（１８７５）的手抄本，李芳园在１８９５年编集《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》时收入此曲，曲名《浔阳琵琶》；
《夕阳箫鼓》是一首琵琶文曲，又名《夕阳箫歌》，此外还有《浔阳琵琶》、《浔阳夜月》、《浔阳曲》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。有人认为《夕阳箫鼓》的立意，来自于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如《浔阳琵琶》的曲名，即取自《琵琶行》中第一句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。事实上《夕阳箫鼓》的意境与《琵琶行》有较大差异。史上更多人认为《夕阳箫鼓》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，来自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一诗。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，出现了改编自《夕阳箫鼓》管弦乐曲，更是直接取名为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《夕阳箫鼓》的曲情基本来自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诗情。《春江花月夜》的作者张若虚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诗人，甚至不入《旧唐书》人物列传。《旧唐书》只是在贺知章的列传里简略的提到了张若虚。张若虚是扬州人，曾任兖州兵曹。与贺知章、张旭、包融一起被誉为吴中四士。贺知章是初唐著名诗人，张旭是书法大家，两人都是杜甫“饮中八仙”诗中的绝顶人物。相比之下，张若虚的名气远远不及与贺知章和张旭。《全唐诗》里只有两首张若虚的诗，除《春江花月夜》外，另外一首为《代答孤梦远》。
张若虚虽不著名，但他拥有这首被后人称为“孤篇冠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个天才辈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。《春江花月夜》本为乐府旧题，属乐府清商曲，据说此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，在隋唐时较为流行。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其格调与境界远在同题的宫廷诗之上。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此诗一开始便立意高远，气势雄浑。从春江到海潮，从江树到花林，从月升到月落，从现实到梦境，张若虚给世人描绘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图景，苍茫深阔，静谧优美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四句，历来被认为包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。用闻一多的话来说，“在神奇的永恒前面，作者没有错愕，没有憧憬，没有悲伤”。此诗结尾有游子思归、离愁别恨等情绪，虽略显感伤，仍不减大气。
奇怪的是，从唐、宋到明代前期，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，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。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。明代钟惺在《唐诗归》中评价道：“浅浅说去，节节相生，使人伤感，未免有情，自不能读，读不能厌，将‘春江花月夜’五字，炼成一片奇光，分合不得，真化工手。” 清代王夫之《唐诗评选卷一》中说此诗“句句翻新，千条一缕，以动古今人心脾，灵愚共感。其自然独绝处，则在顺手积去，宛然成章。”清末王闿运在《王志·论唐诗诸家源流》中评此诗说：“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用《西洲》格调，孤篇横绝，竟为大家。”
进入二十世纪以来，人们对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评价极高。闻一多在《唐诗杂论》中认为，该诗一脱宫廷空洞艳体之诗风，“清除了盛唐的路”，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，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。因而，“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。” 闻一多进而称之为是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。
《春江花月夜》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，兼具初唐气度和盛唐气象。博大，进取，宽容，唯美，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“时代气质”。身处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张若虚，其作品不自觉流露出时代的“脉象”，这是很自然的.《春江花月夜》只有一首，唐朝只有一个。《夕阳箫鼓》的琴声阵阵传来，绘声绘影，《春江花月夜》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，使人有如梦回唐朝，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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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力拔山兮，虞姬奈何兮――《十面埋伏》
《山海经·卷七·海外西经》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，“刑天与天帝争，帝断其首，乃以乳为目，操干戚以舞。” 后人说，“干戚之舞，猛志常在。胸腹代首，天刑何有于我哉？”陶渊明也有“ 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 ”这样的诗句。每当看到这些文字，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，这个人也一样的“猛志常在”，有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超凡气概，虽然最后失败，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。这个人就是项羽。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，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。
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，古今少有。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暴秦的终结者。诚如太史公所言，“（项羽）乘势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‘霸王’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”。做为暴秦的终结者，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。例如巨鹿之战，面对秦军，诸侯皆惧。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。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，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，历时九个月，先后全歼王离军，收降章邯军，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，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。又如彭城之战，千里奇兵突进，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。
然而，打碎了旧王朝后，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。而刘邦，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，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，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，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。
勇猛之余，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。早年攻襄城之战中，由于秦军誓死不降，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“皆坑之”。巨鹿之战后，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。汉高祖二年，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“义帝”。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，说了句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。”立即被项羽烹杀。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。
然而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。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，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。秦亡之后，天下纷争。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，并以裂土分封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，但这次分封后，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。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，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。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 ，就已经反叛四起了。正如贾谊所说，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。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。
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，和韩信、彭越相约合力伐楚，当时韩信、彭越没并有发兵。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，梁地封给彭越，两人才引兵而来，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，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。所以，与其说楚被汉灭，项羽败于刘邦之手，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，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。
两军阵前，项羽曾对刘邦说：“天下匈匈数岁者，徒以吾两人耳，愿与汉王挑战，决雌雄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。”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，但他不以为意，大笑着说：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”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。
公元前202前，楚汉相争接近尾声，双方会战于垓下（今安徽灵壁南），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。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，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，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。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，军心彻底动摇。一看大势已去，项羽已无计可施，对虞姬唱道 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！ ”虞姬则和道：“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，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”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。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，面对滔滔的江水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于是拔剑自杀。
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《十面埋伏》和《霸王卸甲》。《十面埋伏》和《霸王卸甲》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《楚汉》。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《汤琵琶传》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。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，一时“声动天地、瓦屋若飞坠”。“金声、鼓声、剑努声、人马辟易声”此起彼伏，然后一阵沉寂。胜负已见分晓，一片哀怨的 “楚歌声” 响起，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“悲歌慷慨之声”、“别姬声”，后有“陷大泽有追骑声”，“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”,“余骑蹂践争项王声”等等。
《楚汉》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，即《十面埋伏》和《霸王卸甲》。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，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。《十面埋伏》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，重点内容是“十面埋伏”、“鸡鸣山小战”、“九里山大战”等，乐曲高昂激越、气势磅礴；而《霸王卸甲》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，重点段落是“楚歌”、“别姬”，乐曲沉雄悲壮，又凄楚宛转，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。前者是赞歌，后者则是挽歌。
杜牧《题乌江项羽庙》诗云：“胜败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豪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杜牧很为项羽惋惜，他认为胜败“不可期”，是兵家常事，假设项羽渡江，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。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，他在《叠题乌江亭》中说：“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谁为君王卷土来。”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，为史家正论。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，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。
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，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。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，为刘邦唱赞歌；也有的抑刘扬项，为项羽献挽歌。这种对立，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。
事实上，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，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。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，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，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而如今，刘邦携天下之众，而自己众叛亲离。战乱日久，天下人心思定，势易时移，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。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。朱光潜说：“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，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，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。”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说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也许这才是项羽。
在《十面埋伏》高昂的曲调中，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，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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